悠扬的琴声不仅丰富了生活，更净化了心灵。

清一色的光头，似乎预示着告别过去从零开始。

虽然曾经误入歧途，但今后的路仍在他们脚下。

核心提示

现今社会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家庭对少年的期望值也越来越高，未成年人犯罪对家庭的冲击也越来越强烈。如何有效地控制、最大限度地减少未成年人犯罪，是摆在全社会面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记者走进陕西省未成年犯管教所，通过实地采访，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也记下了记者的所感所悟……

这群特殊的孩子们将要绽放的青春，却因为犯罪错过了花期。但走进他们的内心，你会发现无论是杀人的小义、抢劫的小力，还是因强迫妇女卖淫二次犯罪的小刚，他们眼中的希望和期待都是相同的。

服刑少年，究竟有怎样无法承受的成长之殇……

一条毛巾引发的命案

小义（化名）所犯的是故意伤害并致人死亡，案发时不足16周岁。之所以叫他小义是因为和他聊天的过程中发现这个曾经的“杀人犯”颇讲义气。

小义言谈举止很有礼貌，话中最多的词是“谢谢”。也许是因为已经服刑9年的缘故，他讲起过去的事情显得很平静。小义是这个群体中很典型的一位，出生商洛农村，家境贫困。小义成长的过程中，父亲的角色一直游离在他的生活外。“我爸爸在西安打工赚钱，一个月也不一定能回家一次，平时都是我妈管我。小学时我当了6年班长，到初中认识了一些坏娃，在学校多次打架闹事就自动辍学了”。

对于儿子放弃学业的做法，母亲很难接受。母亲苦口婆心地挽留并没有用，这个13岁的孩子还是义无反顾地走向了社会。临来西安前，母亲给儿子3个嘱托：“一不能偷、二不能抢、三不能沾毒。”小义答应了，在他看来去西安闯荡的最大目标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家庭环境。

初到西安，小义对这个城市没有什么了解，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卖报纸。也许是过早步入社会的惶恐和农村孩子的敏感与自卑，小义卖报纸的时候总是躲着学校和学生，他怕一张口别人就能从尚未变声的嗓音中听出他的稚嫩。可无论他多么努力，每天的平均收入只有4元钱，最多的一天也就8元钱，这对一个正在长身体的男孩来说，吃饭都不够。为了养活自己，两个月后他去建筑工地做了小工，说好每天10元。可干了2个月，他只拿到50元。慢慢地，他觉得自己得有所改变，不然总是被欺负。

来西安的两年间，小义干过十几份工作，多是洗碗、洗车、卖瓜子、卖蒸馍之类没有技术含量的活儿。15岁时，爸爸为他在西安东郊一家修车铺找到一份工作，他跟着师傅学修车。月工资400多元，基本能养活自己。一次冲动的打架事件后，他的命运被改写了。当时铺子里有个西安本地娃也在学修车，因为错用了对方的毛巾，俩人先是吵，后来打作一团，老板娘听见打闹就先骂了他，他气不过就走了。回家的路上，小义遇到来报复的对方，冲动之下他用随身携带的匕首乱捅，导致对方医治无效死亡。

小义没想过逃，只想一命赔一命，案发后就直接去派出所自首了。在看守所羁押的几个月里，小义一直以为自己死定了。上了法庭上他才知道未成年人不判死刑，他不会死。窃喜之余看到受害人父母悲痛地哭喊着要求判他死刑时，小义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伤害了别人。根据我国法律，小义最终被判了无期徒刑。进入少管所改造后，小义的父母每月都来看他一次，在月复一月的接见中，小义发现父母老了，他说作为儿子，他没有尽到孝道。

现在小义的目标很明确，他一门心思想着好好表现、争取减刑。经过多年努力，几次减刑后，小义的刑期从无期变成有期，出狱时间提前到2015年。

当问到最想跟外面的孩子们说什么时，小义写道：“当你的拳头举起来时，想想父母和后果。”这个出事前已经读到初一却连乘法口诀都背不全的孩子现在不用字典也能流利地写信了。写完他不好意思地抬头看看记者：我忘了“拳头”的“拳”字咋写。

6次转学也没能矫正他的人生

小力（化名），抢劫罪，获刑14年，案发时不足16周岁。

小力已经在未管所里度过了8个春夏秋冬。坐在记者面前的他，目光清澈、笑容羞涩，除了一点小小的戒备心外，很难将他和团伙抢劫的“主犯”联系起来。

小力的故事在未管所里很常见，当年他带着几个同伴一起劫持了一辆出租车，不仅抢了司机的钱还劫走了人家的车。小力的家庭情况其实不错，父亲一直在外包揽工程。但小力只上到初一就辍学了，他说自己非常不爱上学。为了让这个家中的独子能多读几年书，父亲曾为他转过6次学，光六年级就上了4年，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因为打架被开除。小力大概算了算，为了给被他打伤的孩子看病和赔偿，家里花了5万多元。

15岁辍学后，小力和一群年龄相仿的“问题少年”混迹于游戏厅、台球室，父母给的零花钱不够了，他就组织大家去抢劫，最终因两次抢劫出租车获刑14年。

进未管所的前两年小力很消极，从不主动和别人说话，劳动改造也是勉强应付，只想着混日子。管教干部并没有放弃他，不停找他谈话，通过各种方式转变他。小力说他也不知道自己后来是怎么想通的，只是觉得同样是坐牢，消极对待，一天是一天；积极改造，争取减刑，一天就等于过了两天。小力很庆幸当初管教干部没放弃他。

跟同龄人比，小力显得成熟许多，感情很内敛，话也不多。谈到恋爱问题，他依旧很平静，说自己对经常给他写信的初恋女友很冷漠，声称要考虑人家嘛。现在离刑满只剩4年，小力说他算了很多次，出狱时28岁，到时候凭借在未管所里学到的缝纫手艺，以后一定能重新融入社会。

“最多时你身边有多少小弟兄？”

“这个问题我不想谈了。”

“是要和过去划清界限吗？”

“你认为已经坐了8年牢的我，再给你谈我小时候的‘辉煌’还有什么意思吗？当年判完我连上诉都没有。”

“为什么不上诉？”

“我不在乎。”

“14年也不在乎？”

“当时就是不在乎，生活根本没有目标。”

“那现在有了吗？”

“现在的目标是争取早点出去，将来凭自己的努力供我妹妹上大学。”

听管教干部说，小力现在是缝纫车间的骨干，只要他想学好，以他现在的能力和水平，出去后给服装厂当车间主任什么的都是可以的。

二次犯罪的90后少年

小刚（化名）个子不高，这个稚气未脱的孩子穿上囚服给人一种错位感——这个脸上还长着青春痘的90后男孩已经是第二次被判刑了。

第一次被抓，判决书显示的罪名是抢劫罪，因为年龄小，法院判他两年缓刑一年。拿到缓刑判决书后，他回到学校继续读初二，他以为在只有班主任和校长知道他判刑的地方可以像原来一样做个普通的学生，甚至努力之后还能做个好学生。但随着班主任在全班同学面前的“羞辱”，小刚觉得学校已经不是他应该待的地方了。

“老师在课堂说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有案底了，以后也不可能在学业上有多大成绩，上学只是混时间而已。”自尊心受伤的小刚在课堂上和老师吵了一架，辍学的想法油然而生。父母再三劝阻，小刚心意已决，最后干脆用一走了之的方法结束了这场关于是否上学的“拉锯战”。

这一走将小刚推入命运的谷底，在完全没有监管的状态下，他开始跟着同龄的“问题少年”抢劫、偷窃，最后落网时的罪名还有强迫妇女卖淫。因为是二次犯罪，数罪并罚，小刚的刑期为14年。“要是不减刑，等我出去就快30岁了。”小刚担心服完如此漫长的刑期之后，他再也见不到身体不佳的母亲，更担心出去仍会被社会遗弃，就像当初被老师“抛弃”一样。

来未管所的那一年他对这里充满抵触，没有网游，没有电话，没有自由，他不知道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在管教干部安排的习艺劳作中，他坐在缝纫机前一点干活的欲望也没有。因为是二次犯罪，小刚想获得减刑比其他人要付出更多，别人的量化考核成绩只要达到1200分就能申报减刑，但小刚必须达到2800分才有资格申报。因为难度大，也因为对失去自由的抵触，小刚第一年只拿到600分的量化考核。管教干部说这样的成绩只能算是中等偏下，如果继续这样他根本赶不上下一次减刑的申报。

转机出现在和母亲的一次见面之后。那是一个正常的探望日，小刚的妈妈一大早就从临潼赶来，见到妈妈后，母亲交代儿子一定要好好改造，争取早日回家。那一次小刚说他恨不得当时就让妈妈把他领回家，但他知道那不行，对于社会他是有罪的。因为心疼儿子，母亲留了路费后，将所剩的钱全部给孩子买成生活用品送了进去，自己连吃午饭的钱也没有了。那晚小刚将母亲送进来的东西分给同监室的人，自己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想到妈妈的良苦用心，小刚捂着被子哭了一场——那是他到未管所后第一次流泪。半年后他的量化成绩已经有1400多分了，离申报减刑的分数越来越近。

不可忽视的家庭学校教育

陕西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教育科科长郝振林与服刑少年打交道已有20多年。对于这些服刑少年的表现，他一点也不意外。进入未管所改造后，管教干部一天也没有放弃过对他们的文化课教育，16岁以下的孩子每天上8节课，与他们在学校时的生活毫无二致。16岁以上的孩子，半天上课、半天参加缝纫或者图书装订的习艺劳动，目的是为了掌握一项谋生的手段。

郝振林告诉记者，像小义、小力、小刚这样的青少年恶性犯罪案件，正逐年递增。“以2000年为节点，此前的抢劫、杀人等暴力犯罪的案情远没有现在这么严重。这10年，服刑少年的年龄在下降，人数却在递增。”郝振林做过统计，陕西省未成年犯管教所里的服刑少年几乎遍布全省的每一个县。他曾总结和对比过这些孩子的共同点：30%家庭不健全，90%来自农村，几乎所有孩子都有过辍学的经历。

对每一个接受采访的服刑少年，记者都会问同一个问题：“后悔吗？”答案出奇得一致：“后悔”，态度却各不相同。郝振林说这很正常，在未管所里最好管的是长刑犯，“因为他们想减刑所以都争抢着表现，短刑犯就不同了，没有减刑的寄托会衰减他改造的动力”。为了矫正这些曾经错位的人生，感化、谈话、心理咨询、重点监控，管教干部想尽了办法，郝振林发现每一个孩子都有不同之处，但只要给他们希望，孩子们就能改好。

未管所第五管区的管区长杨鹏，大学一毕业就成了一名管教。说起许多服刑少年，杨鹏直摇头：“犯罪前他们自私得可怕，你动他一根毫毛，他就敢把你毁灭。这些娃后悔，很多时候只是因为自由被剥夺，对于犯罪本身给别人带来的苦痛，并没有深刻地认识。为了改造好他们，管教干部只能从情感上下功夫，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杨鹏喜欢用“娃”来称呼这群特殊的孩子，因为他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时间比与自己孩子还长。他能从背后一眼认出穿着统一囚服、剃着光头的孩子是谁，他说这是管教干部的基本功。

郝振林最反对的事是这些正在成长中的孩子辍学，他认为心智还不成熟的孩子留在学校最安全。“近几年伴随着中央和各级政府加大预防未成年犯罪的工作力度，青少年犯罪的势头得到一定遏制。但可喜的同时，也面临一个尴尬，这几年我们‘迎来’的孩子总比送走的多，还有一些是二次犯罪。这告诉我们改造过的服刑少年出去后是否能重新融入社会才是问题的关键，未管所的改造只是教育体系中最无奈的环节，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对他们的重新接纳，才是对这些正在成长的孩子最重要的保障。”